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十七，朝廷决定举行哲宗皇帝即位以后的首届科举考试。苏轼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的身份，被高太后委派，同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共同担任主考官。同时还任命上官均、黄庭坚为参详编排官。苏轼和他的恩师欧阳修一样，以自己的治学思想为朝廷选拔人才，培养人才。
正月二十一，苏轼等三位主考官“锁禁”贡院，切断与外界一切联系。苏轼撰写的试题两道：《省试策问三首》包括《汉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和《省冗官裁奉给》;《省问宗室策问》只有《汉唐宗室之盛与本朝养选举之法》一片。所有试题，紧密联系当朝现状，切合实际寻求解决之法。
在考试临近的时候，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让学子们无法如期赶到京城。苏轼打破惯例，上《大雪乞省事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书给朝廷。其上疏说：“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坚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有二分到阙，朝廷虽议展限，然迫于三月放榜，所展日数不多。至时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试不及，即恐孤寒举人，转见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礼部急速雕印，出榜晓示旁近州郡，但未试以前到者，并需投保引试。”并要求填小试官十人。仍依尚书省所定条式，不分初复考的办法，得到高太皇太后的允许。于是，朝廷任命单锡、郑君乘、廖正一、晁补之、舒焕、张耒等为点检试卷官，李伯时为考校官。由于考期展限，准备充分，这次科考很圆满。苏轼在贡院经过紧张而认真的阅卷、评分、排名，于三月十日完成。哲宗皇帝和高太皇太后亲临集英殿主持殿试。二十二日，赐进士及第二十四人，进士出身二百九十六日，通进士出身一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零八人。赐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这次科考，苏轼可谓高风亮节，尽取天下之士。第一名为章援，第十名为章持，舒恒也在榜上。章援和章持是章惇的儿子，舒恒是舒亶的儿子。章惇被贬出京，舒亶是曾置苏轼于死地的人，可苏轼不计前嫌均录用而且还是重用。但自己的学生李廌有才学，但榜上无名。因为李廌发挥失常，为达到录取标准，苏轼自然不徇私情。连高太后都大加赞赏“苏爱卿真君子也!”随即赐玉带一条、天厩马一匹。
我这里多说下李廌和章援以说明苏轼在这次科举考试表现得公正不徇私情的一面。
这里说的李廌，字方叔。其父李惇与苏轼同年及第，二人还没有交往，即去世。这时的李廌才六岁，家庭非常困难，可李廌天资聪明，饿着肚子也要坚持学习。稍长，学问大进，受乡人称赞。《宋史·文苑传·李廌传》载说：“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力，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一年，时李廌二十二岁，他拿着自己的文章到黄州请教苏轼，并拜在苏轼门下。苏轼读了他的文章后，非常高兴，亲自指导其学习。后来，苏轼写信给友人李昭玘，介绍李廌说：“近有李豸(李廌)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足见苏轼对李廌的赏识。这次李廌到应试，已经很有文名，举子们都认为他及第希望很大。可是临场发挥不佳，竟然落第，令苏轼“无不骇叹”，甚是怅然。苏轼特地写了一首诗相送，题为《余为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担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癯仙。苏轼在诗中，说明应试的考生多达五千人，只能按卷面优者录取，你的落榜与我没有责任。相信你不会做隐居山林的术士，希望你继续努力，目的是一定会达到的。是啊，李廌的落榜与苏轼一点关系都没有，作为主考官的苏轼，只能择优录取。南宋魏了翁评说此事：“苏公司贡，则不惟遗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观其与李方叔诗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将愧之者。然终未以一时之愧，易万事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从这段话可知，落地的故人之子不仅李廌一人。
李廌听从恩师教诲，继续努力读书学习。后来苏轼看了他的《子骏行状》，赞赏说：“丰容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下达。”照此下去定有发达之日。元祐四年(1089年)，李廌再次举进士失败，自感无奈，遂决意功名，以耕读了却余生。但见同门师兄弟皆有归宿，感觉老师没有尽力帮助他，便多次写信要求老师举荐他入朝为仕为官，后来竟有责备之意。苏轼为此写了《与李方叔书》，回答说，你责备我不举荐你，我甚感惭愧。我还是给你说明，我在朝没有单独举荐过谁，也没有授人爵禄的权力，这是人主专有的，连宰相也不敢侵占。况且我在朝孤立言轻啊!之于举荐陈师道，是因为他本人在京城的影响，傅钦之、孙莘老举荐他，我才挂名其间。所以你不可责备我。苏轼一番解释后，又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同时耐心指出他存在虚浮的毛病。李廌写的《兵鉴》，读到末尾，不知所云，衷心希望你不倦地积累学问，将来才有更大的成就。苏轼特地以“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的道理，来开导教育他愿他成为礼仪君子，不希望他才华横溢而缺少道德。“轼与足下非爱之深，期之远，写不及此，犹能察其意否?”苏轼只能这样犹如慈父般敦敦教导李廌。据李廌《师友谈记》自言：“廌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自丙寅年(元祐元年，1086年)东坡教诲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尔后常以为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尝一谒贵人。”后来，李廌终生未仕，为“苏门六君子”中唯一的布衣，有《济南集》传世，《宋史》有《李廌传》，还是因为苏轼文坛影响力的缘故。
再说下苏轼主持的这场科举考试排名第一名是章援。章援最后被宋哲宗和高太皇太后点位进士第五名。章援虽然是自己的学生，其父亲亦和自己同榜的进士，但他的父亲可是被朝廷贬谪的人。即使这样，后来苏轼还是被章惇所忌恨，贬他到岭南的惠州，后来又谪到儋州。当然苏轼和章惇的恩怨很多，均与这次科举没有太多关系。只是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北返六月十四日在京口，章援担心恩师不能原谅自己父亲，就写信诚恳希望自己的老师苏轼原谅章惇，说自己“学不益博，文不益进”，有负恩师厚望，实在惭愧。苏轼回信道，人间世事难料，至于过去与其父章惇之间的仇恨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过去的友谊。章惇目前被贬雷州，那里我住过风土人情好，寒热适中，海运方便，物产丰富。苏轼让章援给父亲多带点药，并把自己在海南写的《续养生论》转交给章惇。苏轼这种宽容，是一种人生大境界，确是世间少有。只是可惜我们文坛领袖那一年八月病逝。可见苏轼的高风亮节之处。章援死后被赐赠金紫光禄大夫。
苏轼主持的这次科考，可谓公正廉明，高风亮节。为国选才，为国育才是我们的苏大学士“忠君爱国”思想的高度体现。他不徇私情，亦不会让天下学子失望，真君子也。
武斌写于2024年2月25日成都家中